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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见]“任性”姜文:红色老男孩的戏仿革命之路

2024-07-16 02:1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洞见]“任性”姜文:红色老男孩的戏仿革命之路

2014年12月24日 15:38 来源:凤凰网文化 作者:张慧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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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文新片《一步之遥》的上映引来了两极化的评价,更有意义的是,区别于以往的追捧,这一次人们开始系统、深刻、客观地分析姜文的精神世界。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张慧瑜认为,姜文之所以任性源于60后大院子弟永远无法长大的集体精神症候,他们只有在无尽的懊恼和向往中把自己“镶嵌”于想象的革命大戏里,通过戏仿、表演扮演革命者或革命后裔。对革命的巨大渴求以及革命大厦将倾之际的荒诞之感,使得他们经常表现为两幅面孔:春风得意,又嘲讽一切。而观众则是这个英雄舞台的道具。对于姜文而言,无论是否与“小时代”脱节,哪怕真的变成一座“活僵尸”,也要生龙活虎地走上绚丽的舞台。

《一步之遥》戏仿了谁?

《一步之遥》更是如此,戏仿成为这部电影从内容到形式最大的主题。《让子弹飞》的结尾处,张麻子一个人骑车马说要去上海,果然,姜文从此前的电影中“穿越”到大上海,扮演一个娱乐业大亨马走日。这次他不是要杀土豪,而是帮助民国暴发户(军阀和权贵)变成真正的贵族,姜文扮演的马走日和葛优扮演的项飞田又显露出顽主的本色,给大帅之子武七“私人订制”了一回贵族套餐。马走日说他是晚清老佛爷身边的“红人”,也就是前清遗老,因此,他懂得什么才是有面子、有身份的贵族范。要想装逼就得去上海,因为十里洋场的外滩才能包装出洋腔洋调、洋声洋韵。

电影前半部分,姜文、马走日把民国的浮华拍得金碧辉煌,并戏仿好莱坞经典的歌舞片、百老汇舞剧等,当然,重要的是攒一个局,办一场超级豪华的世界级选美大赛,邀请“八国联军”来捧场,这些都可以提升暴发户的逼格。马走日就像一个纽约大都会的盖茨比,挥金如土,极尽奢华。可是,就在他与完颜英的爱情推向高潮,忘乎所以地飞向月球之时,浮华散尽,完颜英香消玉损、曝尸荒野,马走日也人仰马翻、一落千丈,成了被追捕的杀人犯,马走日还真成了盛极而衰的盖茨比。这时,观众可能会意识到从电影一开“腔”,就传出姜文模仿石挥在《我这一辈子》中的画外音,一种老北京说相声、讲评书的腔调,在北京人马走日看来,上海就是一个冒险家的乐园,可以把人捧上天,也可以把人摔在地下。

随后,马走日如同走进一个表演的万花筒,一会是民国大帅府上的贵客,一会是项飞田追捕的逃犯,另一会又成为王天王舞台剧中戏仿的对象,还是武六小姐所拍摄一部《枪毙马走日》电影的主角,以及最终武六与马走日又玩乐一把荒野私奔的高潮戏,而戏的结尾处一座硕大的梦幻般地大风车,马走日从这个巨大的历史象征物中纵身一跃,完成了自己的狂癫之旅。就像《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结尾,被伙伴们抛弃的马小军站上高台跳进游泳池完成象征性自杀;《鬼子来了》的结尾,马大山的头被日本人砍下含笑九泉;《太阳照常升起》中那列出轨的火车;以及《让子弹飞》中夕阳西下,落寞英雄张麻子独自离开。自杀是一次结束,也是一次新的戏仿之旅的开始。

若模仿马走日画外音的口吻,“马走日这一趟民国之旅究竟要说个什么档子事呢”,也许是对当下中国的某种回应。近些年,中国确实有钱了,尤其是西方发生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中国人马云也成为了亚洲首富,据说中国人登上世界首富的宝座也指日可待,可是有钱的中国人特别不自信,特别害怕被人称为暴发户,想成为受人尊敬的、有文化的贵族。于是,中国又是办奥运会,又是办世博会,邀请全球贵宾都来中国,吸引了世界的目光,这确实让中国有了面子。马走日一方面拿大帅和武七的钱去营造中国的面子工程,另一方面又嘲笑了一把这种“有钱就是任性”的大帅们。就像大帅要娶一个俄国公主,既要办西式婚礼,又要张口就能演唱西洋歌剧,这种“画配音”有多么荒诞,当下的中国就有多么荒诞。这也许就是姜文以非常傲慢、张狂的方式告诉当下观众,别以为有钱了、富了,就不知道自己是个啥德行了。

与观众调情

如果把戏仿、扮演和过度表演作为理解姜文的一种角度,这或许就是姜文的电影为何总是像话剧一样充满了激烈的戏剧感,这种戏剧感成为姜文重构外在世界的方式。《一步之遥》的随性所至和嬉笑怒骂,让姜文彻底放下身段,像个北京茶馆里的说书艺人,说一说、聊一聊民国的“那些人,那些事”。可是,姜文那副永远像顽童一样的笑脸又总在提醒着观众,“您千万别当真,这就是一场戏”。马走日从一个舞台穿越到另一个舞台,从一种影像穿越到另一种影像,这与其说是一种后现代式的拼贴和对叙事本身的怀疑态度,不如说是革命高潮之后的姜文想通过戏仿和扮演来重返一种历史的现场。为了凸显这样一种表演性和戏仿效果,观众成为姜文电影中不可或缺的道具。

特别是《一步之遥》中,银幕中围观的观众以及在电影院中观看《一步之遥》的观众,都成为马走日调侃、调情的对象,难怪飞身跃下的马走日依然没有忘记对着银幕,向银幕之外的观众直接喊话。自鲁迅在小说中提出“麻木的看客”以及把看客与被围观者作为一种典型场景带入中国现代史中之后,启蒙故事、革命故事都少不了面无表情的庸众和群情激愤的群众角色。也许姜文对于成长年代里的作为盛大节日的革命以及群众大联欢记忆犹新,这使得他在扮演、戏仿各种角色的同时,也总是要把英雄放置在群众可以注目的舞台上。这或许就是姜文为何如此心仪于话剧、电影这种带有观众集体观看的艺术样式。于是,《一步之遥》中充满了这种领袖讲话、群众联欢、话剧演出、电影放映的“公共”场景。在这个意义上,《一步之遥》的上映本身是姜文对观众的一次邀请,邀请大家加入姜文的电影仪式。

有的观众充分理解姜文的苦心孤诣,而有的观众显然对这种过于热情的邀请所冒犯,根本无法加入姜文的戏仿游戏。对于后一种观众来说,《一步之遥》是一种视听折磨。这当然不能责怪观众不懂姜文,就像崔健的歌中所唱“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暂且不说世界、中国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就是那种姜文所真诚地相信的“真作假时假亦真”式的故事,又有多少沉浸于“小时代”的观众愿意“围观”一下呢?在这个意义上,说姜文已经与“小时代”脱节,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姜文的意义在于,哪怕自己真的变成一座“活僵尸”,也要生龙活虎地走上绚丽的舞台。

张慧瑜,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所副研究员。

上一页2/212下一页 徐鹏远

[责任编辑:徐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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